欧洲数据见Thomas Raiser，Des Lebende Recht，2．Auflage，1995，Beden—Baden，S．379． [34]《中国法律年鉴（1991—1998）》，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1992—1999年版。
[15]关于法律事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参见谢晖：《论法律事实》，载《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否则，所谓学科独立也就成了可望不可即的海市蜃楼。
在中国表现为由于学科自主性不足而导致方法缺席，而在西方则可能表现为因法学方法的创新不足并进而导致法学独立性的式微。[5]正是此种情形，严重地影响了法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在我国学术体系中的独立性。这说明，这些概念在我国既往的法学中，基本上属于规范分析的概念，而不是社会分析的概念。[9]如此对立的观点，曾是20世纪英美世界法学论战的重要景观。这种学术分工在其研究对象所框定的范围内，自然要求和这一对象相切应的研究方法。
因此，在法律的注释中，本身便不断生产着新的问题。它是其他一切制度事实得以产生的前提和根据。第一个主张是，当公民要求调整或豁免于某项法律或政策时，国家应该将宗教性价值置于优于非宗教性价值的地位。
在提问环节，库苏拉迪教授就人权证成及如何实现人权的问题做了回应。国家处理人民和主权问题。3)如何处理网络对话中的身份确认问题。应以区域性人权观为起点，让文化多样性发挥更大作用，主张人的平等。
（七）全球化中的正义 这一小组的题目主要涉及有关正义的法哲学论辩。由阿尔梅达·席尔瓦教授主持的巴西的动物权利之争这个议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的高度兴趣，他们对动物权利怎样才具有法学上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五）古尔德:人权框架下的多元化、民主及对话 美国天普大学的卡洛尔·古尔德教授以全球性公共领域为背景，考察了开展跨文化对话和设计更富效率的审议流程之可能性,以及面对面互动沟通的机会。透过这四个常识，拉兹想要表达的是：权利并非是根本的或不证自明的，其依赖于利益。公职人员对于支持他们决定的理由的充分阐述会比不做阐述时更有可能导出正当的决定，如果做出决定者知道他们必须用理由证明其决定，那么他们做决定时可能会更加深思熟虑。3）法律制定中如何落实民主和科学。
众多学者以不同的角度和旨趣参与到了这一议题的讨论之中。种族、性别、年龄、语言等作为原初人际纽带构成了人类自我认同、自我实现之根，它们既有利于不同层次上的团结，同时又构成了分歧与争斗的根源。其次，给出理由具有文明化力量，真正给出理由会迫使做出决定者公开地、清楚地阐述其观点。中国根据社会需要制定立法计划，并以此指导立法工作。
该问题主要聚焦于规范的合理证成。其次，法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需要识别更多的政治意志，需要作为一个跨国的行动者行动起来表达其主张。
后一个难题源于文化的多样性，既然已经否认了人权的那种绝对的普遍性含义，转而强调人权的共时普遍性，在界定人权的内容时，文化多样性就是必须被考虑到的问题。来自英国的理查德·图尔教授论及了2000年在英国生效的《人权法案》，并对这部大英帝国的新权利法案的影响进行了评论。
接着，代表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几个问题：1）说理对于法治的重要性究竟有多大。而对规范的评价需要遵循3个步骤，即阐明规范的目的及理由。如果在法律体系中找不到这些理由，那么对这些理由所导致的决定的评价与批评就无从进行。阿列克西进一步认为，为了使这一命题获得具体的内容和清晰的结构，这一命题必须在理性的制度化体系中得以阐述。7）在现代化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强调经济利益与报障和谐之间的平衡。在这个限定之下，他阐释了在目前变动的世界秩序中个体权利所可能发挥的三个作用：个体权利强化了作为人而生活这个价值。
来自中国澳门的学者哈里斯肯认了法律论证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任何书面法律都有若干开放结构的表述，这些表述对司法者来说，是一个解释性的挑战。小组主持人阿玛亚教授做了美德在法律论证中的地位的主要发言，她认为研究道德观念及其与证成的相关性为我们理解法律推理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
在现实执法方面，中国传统道德与法律不分，二者可以针对各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与影响，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找到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促进社会和谐。法律与人工智能的专题讨论旨在促进当代法律系统中相关人工智能研究成果之间富有成效的交流互通。
森村进指出相反见解中最大的缺点在于无法提出一个对市场经济的可信替代品。他对其他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法学带来什么影响、法学要如何吸纳并使用这些知识，以及传统的法学与跨界研究之间处于何种关系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检讨。
在第二个步骤中，阿列克西把实在性定义为权威性颁布与社会实效性。"作为法理学特例的非洲法理学针对具有普遍性的法律专家的观念，展示一种具有排他主义的法学体系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与价值。一是当一个国家人民遭受无情迫害，否认基本人权并震惊了人类的良知，出于人性的考虑而干预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全球化并不摧毁文化，而是帮助其在世界各地繁荣昌盛。
最后，杜教授强调，不能将儒家注重的和谐混同于统一，世界大同这个理想不能理解为字面意义上的统一性或同一性，而应该在团结这个意义上理解为质上有差异的统一性。因此，政府不应当涉足文化，而应该让私人部门赞助文化。
2）是否更应该强调理由的实质内容或理由应当符合人类正义。两者应采用推理而达成一致，彼此考虑对方的视角。
虽然该问题并非法哲学的任务，但后者对于推导的途径颇有涉及。她指出，跨国审议需要以人权协议作为基本框架。
张骐教授的发言专门论述了寻找指导性案例的方法，房文翠教授则对指导性案例适用推理中的形式性与实质性要素进行了考辨。对个体权利的追求有助于改变国家、法团、国际组织主导国际事务的局面。有中国的学者专门论述了公民不服从的理论，并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对无道的谴责和对道的诉求以及对非暴力行为方式的赞赏，与公民不服从的许多要求相契合，从而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公民不服从行为将会获得相当的认同。据此，森村进进一步提出了这一命题对法律的移植与继受能给出的启发。
有代表还专门研究了区域立法合作的特征与内涵，并指出区域立法合作的目的是为消弭省际间的立法冲突，以法制协调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政府控制文化极有可能陷入民族主义的口号或者政府权力的滥用，对文化的政府赞助会被当权者用来为他们的追随者或臣属提供特权。
由中国学者郑永流教授主持的实践法理学的专题讨论试图从事实和规范的紧张关系中探求对何谓法律这一经典问题的回答。最后，国与国之间的法律从传统的比较法向共同法转变，法官的行为也是对其他国家法官同行之间相互借鉴学习的过程，其对案件的裁判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此外，这一组的讨论内容还包括了：法和经济学、中国法学的理想图景 、部门法哲学研究以及中国军队的现代法治理论等等。（七）阿列克西：法律的双重本质 德国著名法哲学家罗伯特·阿列克西教授大会演讲中，提出了法律的双重本质命题，即法律必然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实在的维度，另一个是理想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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